“道德天平将要倾斜。”说到现在的学生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崔琪感叹。
“教师应该首先形成稳定的价值观，进而以对话的态度和自身的行动去引导学生。”北师大实验中学教师何志攀说。
“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所谓“道”，不仅指学生学习的方法、做事的方法，更包含了学生情感、态度及价值观养成这样的深远含义。正确认识、恰当引导中学生心中的“道”，是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任务。
价值观偏离，事实已然还是杞人忧天
在一次作文课上，高三年级的同学这样描写一位目睹名医误诊的女护士：“病人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说了又不会提工资，如果有事，让医院去赔钱”；“他（指专家）那么有名，诈他几万块钱不成问题吧！”；“我正好看这个专家不顺眼，这病人又穷耗了我一整天的宝贵时光，死了活该。”
“文如其人，言为心声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对人物心理的揣测刚好折射出作者价值观的偏离。”崔琪在课堂上点评。
之后，在44名同学上交的“一言心得”中，“班上52%的学生表示认同教师点评，而还有高达48%的同学为这些作文叫好。”崔琪为此感到痛心。
程光泉是《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》的主编，长期致力于中学思想政治课程的研究与实验。对此，他有自己的看法：“这样的作文，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生活的讽刺和调侃。写作文不是道德测试。由此尚且不能得出结论说，孩子们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。”
但是北京市西城区某示范校另外一位班主任认为：“用事实说话最有力。”每天，她和所有班主任一样，早晨七点到校监督学生早读，下午六点甚至更晚和值日生一起离开学校。“叮嘱过的事情，学生不一定记得住；记得住的，学生不一定遵守。”她说。
家长丁先生20多年前在这所学校读书。如今，看到自己当年的班主任这样事无巨细的叮嘱和披星戴月的操劳，他深有感触：“当年大事小事都是我们自己处理。”
“学生的自律能力变差。作业交不齐。自我中心，在课堂上随意讲话，不懂礼貌，不尊重老师。住宿生晚上不能按时回寝室……更为糟糕的是，学生们对老师的批评并不以为然。”已有23年教龄的崔琪感叹：“现在的学生，道德天平将要倾斜。”
“我们的确不喜欢写很多的作业，并且热衷于在课堂上恶作剧。我们也许会在作文里开不严肃的玩笑，但是这并不绝对代表我们是非观念淡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故意‘反叛’。”北师大第三附属中学高二学生王歌说。
“现在的中学生思维更加活跃，做事情更有自己的想法。他们挑战权威，并以此为乐。和20年前或者更早的学生相比，他们活得更加真实。整体而言，他们是不断进步的。”程光泉表示。
而北京四中的何石明则发现，事实不容乐观。他在2007届200多名高中生中做了价值观调查，结果显示，70%的学生内心深处不再有任何信仰。
也许，孰是孰非的论争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中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应该怎样教。
从环境问题到方法问题
“很多学生家长，甚至包括老师，尚且没有树立起核心价值观，做不到言行一致。这直接导致孩子是非难辨。”崔琪说。
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晓东则认为，“在社会转型期，西方价值观大量流入，传统价值观大量流失。二者之间的博弈，成为当今社会价值观困惑的重要诱因。”与此相应，“传统文化教养的缺失，是学生价值观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。”崔琪道出了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心声。
“当前，学生的成长环境更加开放，获取各种信息的来源更加广泛。在多元价值观的包围下，中学生需要适时的、适当的引导。”何石明说，“教师还要按照时代的要求来更新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。”
于是，为了给学生讲解传统文化，何志攀穿上了汉服。“根深才能叶茂，源远才能流长。我觉得以这样直观的方式把传统文化的符号传递给学生，他们印象会更深。”这身独特的打扮为他在校园内外引来了很高的回头率。
并且，这位“80后”的年轻教师课下最喜欢询问学生的一句话是：“最近流行什么动画片？借我看看。”“我很少直接告诉学生必须去做什么。而经常是在课堂上的讨论中，经过思考和交流，学生自己明白了应该做什么或者应该怎么做。我们应该有信心，真理是不惧怕质疑和思考的，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也一定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教育目的。学生的自主思考和教师的点化引导应该是统一的。”他说。
但是，许多教育专家也表示了一种担忧：民主而活跃的课堂并不一定给学生带来好成绩。往往，在考试中，“精神助产术”的方法会暴露其固有的弱点――注重内化的道德教育与课业成绩测评体系并不一定兼容。在素质教育的实质性进展发端之时，大部分学校对以分数为表现形式的成绩仍旧过于关注，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测评则相对机械，难以落到实处。
与此同时，那些以考试成绩为主要追求目标、以枯燥的知识传授和呆板的训诫面孔出现的老师，正在为日益“不听话”的学生们深深苦恼着。
因此，探讨一个为广大学生喜闻乐见又学有所获的授课方式，探讨能够于细微处见精神的价值观教育模式，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。
价值观教育，到实践中去
“中学生对社会现实很敏感，同时又处于心理叛逆期，有着较强的自我表现欲望和意识，他们往往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对社会现实进行刻画和描绘。这样，他们能够旗帜鲜明地揭露和表现问题，这本身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行为。”程光泉认为。
类似“作文风波”的案例给了教育者一个直面现实的挑战，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教育契机。“将此类问题作为德育教育的切入点，是社会开放在教学思路开放上的重要体现。”程光泉说。“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变化。学生鉴别是非的能力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加突出。因此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更应该有一场革命。”教师要从思想观念上，尽可能给他们搭建通往现实世界的舞台，尽可能帮他们挖掘现实生活的实际。“要给他们以实践，而不是教条。”何石明说。
“价值观教育应该区分不同的层次。其中评价制度是很重要的一层。当前，一些学生缺乏起码的道德教养，但这不妨碍他们在考试中取得很高的成绩；另一些学生，则能够自觉停下手边的任何活动，向正在降下的国旗行注目礼。而我们当前的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准确地区分以上不同。”程光泉说。
“任何关于学生进步还是倒退的回答都是独断的。评判学生的标准应该相应多元化，价值观教育的方式应该再灵活些。”何石明告诉我们。
事实上，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教育实践已经发芽。假期，有中学生自发到郊区开展调查，用自己的眼眸触摸真实的农村；课余，有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组织“模拟联合国”，组织社团讨论“生活中的必要准则”……到过农村的孩子不再歧视擦身而过的民工，而在对国内外大事的激辩中，他们也越来越认同世界的美好，越来越关切世界的不公。做好自我，承担责任，越来越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。
自我教育，是价值观教育中最有效的方法。“只有当道德教育内化于学生心中的时候，我们的教育才是有效的。”何石明认为，“简单的教化势必将失去效果。不做道德的卫道士，用真实的情感去影响学生，让‘教师真实的情感’发挥教育作用，和孩子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，把价值观教育真正放到社会实践中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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